中国文化与文学

（专家引领）

中国文化与文学

徐兴无

语文教学中所讲的绝大部分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。特别是讲到中国文学的作品，一个重要的视角，就是怎样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。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，文化是包含着文学的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现象。语文教学的精华，还是要讲出它的文化含义。什么叫文化含义？至少应该包括作品的社会背景、所承载的历史和作品的新意。这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出发点。

第一，汉字传统

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传统蕴含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，它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成就之一。中华民族没有发展出宗教，它的精神层面表现在哲学、思想和文学艺术。最高的是文学艺术，因为里边有审美。

我们的文化不是某一个神创造的，是自然演化人文。中国人把自然叫做天，人类叫做人。自然由无序的变为有序的，就叫天文。人类从没有文化、野蛮变成有文化，就叫人文。人模仿自然的秩序，最后就形成了人文，再把这种人文推广到没有人文的人群里面去，就叫化成天下。有了人文之后，还可以改变自然，就叫养育万物。

中国人的文化起源说，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像自然一样长出来的，不像西方是上帝创造的。西方的文学艺术，一开始是模仿，并且永远在模仿上帝创世纪的样子。中国人认为我们有能力写作，是因为自然首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符号，比如说鹰的形象、鸟的足迹、云的文采、水的纹路……这些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创造出的符号。文化就是经纬天地，就是把宇宙和人都能够统一起来、组织起来。

汉字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建构工具，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大创造。许慎的《<说文解字>叙》说“依类象形”，就是画画，依照自然的样子画一个符号，就叫“文”。其后“形声相益”，就像让一批符号结婚，生出新的符号来，这就叫“字”。 “文”是基本符号，“字”就是基本符号互相结婚后生出来的孩子，合起来叫“文字”。

中国文字的特点是“字”本身就有历史意识，它表达了一种对文明传承的文化意识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说：“中国的文字，是一种意义的符号，不是语音的记载。”每个文字的符号，都是语音的符号——表音。但中国的文字一开始没有走纯表音的路，也没有走纯表意的路。埃及的文字，就是纯表意，它不注音，没有巫师讲，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种文字最容易被权力垄断，它永远属于宗教的范围。还有就是拼音文字，是纯表音的。你不知道这个字母说的什么意思，但你可以把它读出来。中国文字走了一条折中的路，它既表意又表音。

中国文字本身就有文学性、艺术性。它在组成的时候，每一个字本身已经是一篇文章了。比如说，“木”加个“每”就是“梅”，既用“木”表示意思，又用“每”表示声音。这两个字放在一起，就像写一篇两个字的文章——“梅花”。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就叫“文言”，就是写文章开始。

汉字同时还追求审美。不管笔画多少，但占有的空间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审美。形、音、义构成了中国文字的审美价值。不要以为审美仅仅在书法里面体现，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体现。比如“排比”，文字的句式很整齐，它不仅有音律美，还有视觉美。

汉字对中国文化的统一价值更大。汉字是按照“六书”的方法，慢慢造出来的。早期中国人因为文字很少，越到后来越不够用，我们现在能用的字，差不多到唐朝才完备。中国每到一个时代，就要统一文字。统一文字以后，语音怎么读不是问题，但字的书写、结构和语法都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前孔子说的话，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几乎没有障碍。汉字为统一中国的文字和文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，这就是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汉字也将文学和艺术统一为一体。从文明的形成过程看，美术、音乐和语言比文字更早出现在野蛮时代。汉字在创造的时候，把文字出现以前的视觉、听觉和意义都用文字的方法保存下来。它提炼了形、音、义，每个字都包含了美术、音乐和文学，每个字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艺术细胞。

诗、书、画的融合，是由汉字的基因决定的。诗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样式。书法和绘画是中国两个视觉艺术，分别是表达抽象和具象的艺术形式，它们统一于文学。苏东坡说，“诗画本一律”。赵孟頫说，“须知书画本来同”。华裔美学家高友工说：“由于诗歌、书法艺术，是文人画、山水画的基础，诗与书法通过题署的方式与画的结合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”，还要加上篆刻。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篆刻放在一起，中国人不会觉得这幅画上有很多涂鸦的、很难看，反而认为这是对画面做了一个更好的解释，我们能够更好的欣赏。

第二，历史意识

中国的诗歌和文章有很强烈的历史意识，里面如果没有历史，没有史学意识和历史积淀，就没有价值。或者说，一个好的作品，尽管他写的时候没有这个意识，解释者也一定要把要把它解释成这个意识。

孟子讲《诗经》就有历史意识， 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”，诗歌是王道的历史记录和表现，王道消亡，诗歌就没有了。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，才有直接表现历史的着作出来。《诗经》并不直接表述历史，那个时代的人会从诗歌里面体验到历史，会通过人性情感去体验到历史。当乱世到来，人们不具备这种能力了，就只能用文章直接讲道理。《史记》里面记录了孔子讲史，“《关雎》之乱以为风始，《鹿鸣》为小雅始，《文王》为大雅始，《清庙》为颂史”。《关雎》讲的是男女之情，是文王的婚礼；《鹿鸣》是文王出去找朋友，找志同道合的人；《文王》是文王率领天下，灭殷商而得天下；《清庙》是文王死了后，大家怀念他、歌颂他，讲的是周文王的奋斗史，是周朝兴起推翻商朝的历史。《毛诗序》把《诗经》按照历史把每一篇都排好，这也是历史意识。他们把大家歌颂太平盛世的诗，叫“正风”“正雅”；把怨恨、批判的诗，叫“变风”“变雅”。“正”“变”并不是批诗歌的“正”“变”，而是说历史和社会的“正”“变”。

文字也是这样。最早的散文是记事的，它没有叙事的欲望。在战国和秦统一中国之前，任何命令的下达，都是口耳相传。巫史只简单做一个记录，给天和神看，或者给天的儿子天子看。如果不解释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到了春秋战国，社会崩溃，文字教育普及到民间，先秦诸子不断出现，文字开始叙事。《春秋》是古代史官的记录性的文字，有了《左传》，才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。如《春秋》里边有一句话叫“晋灵公不君”，这个字能读得懂，意思也懂，但不知道空间发生了会么事。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把原因找了出来，说晋灵公用弹弓打人、把厨子肢解、派刺客杀大臣，读者读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不君。叙事开始了，新的文化道德秩序就建立起来。历史就不再是向天和死去的鬼神做的记录，而是向世俗社会提供人类的经验教训、道德价值。

文学的作用就是把记录的这个东西拿出来讲，即使不讲里面的价值判断，另人也能从里面获得价值判断。这才叫文学，这才叫叙事。在这一点上历史和文学是一样的。历史必须是理解过的、有意图的、向人们讲的事情，只不过它是通过再现历史的事情，来传达道德意图和历史意识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《史通》讲“夫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。盖《左氏》为书，叙事之最”，说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叙事。小说和历史也没有区别，历史里面有很多虚构的东西，小说的手法和历史的叙事是一样的。只不过历史只能写发生了的事，小说既可以写发生过的事，也可以写没有发生过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。中国的小说是从历史发展出来的，叫“讲史”或者“志怪”；戏曲叫“传奇”，也是历史概念。

第三，社会意识

社会意识是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在抒发个人情感时，也要引起社会的共鸣，升华为人类的情感。

中国人写诗，从来不大抒发个人的小我的情感，只有写词的时候才写这些。但他们在最后编文集的时候，都只收诗不收词。诗要表现的一定是大的情感——家国以及作为社会身份的个人的情感。即使里面有一些表现个人欲望和情感的诗，后人也要解释成里面有家国的情感。

中国不仅有诗人，还有说诗的人。说诗的人会影响以后的诗人，他不大敢有兴趣发挥个人的东西，都是发挥社会性的情感，因为文学有凝聚力。孔子说《诗经》，说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：“兴”，是感发个人的情感和思想、志向和心志，用理性的东西感发有历史、有文化积淀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；“观”，是去了解社会；“群”，用《诗经》来感召人，形成对社会文化的认同；“怨”，是讽刺和批判。这里讲的都是社会意识。

中国的诗歌更多的跟音乐关系密切，散文更多的跟礼乐、礼法关系密切，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论道经世。诗和乐归于礼教，且更多的基于人类的情感；礼根植于法和政治、典章、道德以及历史文化传统。董仲舒说“诗道志，故长于质；礼制节，故长于文”。诗更多表现的是人本质的东西，礼就要讲各种各样的纹饰、礼仪和外在的东西。秦汉以前，中国的长篇散文是思想散文，诸子百家；还有是历史散文，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。秦汉以后，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短篇散文。这些短篇的散文都是从各种行政文书和社会生活文书发展来的。那时的散文，一般是给什么什么人的信，或是游什么什么记，或是上什么什么书。这些文体，是在制度、典章、礼法里规定好了的。散文就是要在这些实用的文体里边变出文学的内涵，把“道”“义”等日常公理，放在不同文体里面表现出来。唐宋古文运动是古典文化的复兴，讲文章要“明道”。韩愈认为，要用日常应用文字把道传播出去。中国文学反对为文造情、追逐形式，要求切近人生、达于世事。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的很好：“文学的种类是一个‘公共机构’，就像教会、大学或国家都是公共机构一样。一个人可以在现存的公共机构中工作和表现自己，可以创立一些新的机构，或尽可能与机构融洽相处，但不参加其政治组织或各种仪式；也可以加入某些机构，然后又去改造它们”。

苏东坡文集里边也有大量的东西是公文，但只有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理想，才会被收进来。说到整本书阅读，现在大家很少去找苏东坡、欧阳修的文集来读，但可能会找《荀子》《庄子》读，因为不认为这是整本书。其实，那是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整本书。古时候人要学诗，先把李白、杜甫诗集读一遍。这说明在古人的脑子里，这些诗集文集就是后来的“诸子百家”，就是整本书。

第四，时代意识

时代意识就是“一代有一代之胜”。同样表达一个思想，文学作品和哲学、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，是它有自己的审美形式。这个审美形式分内在和外在，内在的比如题材、风格、思想，外在的比如格律、排比等。在外在的形式上，“一代有一代之胜”。

如果以中唐为划分，中唐以前是“古典时代”，这个时代是由经典铸造的。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大家都遵守规范的等级社会，由经典、由制度、由教义来统帅的社会。柳宗元讲写古文要“本之书”“本之诗”……就是要参照先秦诸子来写文章。

从中唐到宋代以后，中国进入“近世化”时代。在中唐古文运动之前，佛教的平民化，引发了儒家的平民化。官僚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大的贵族家庭，而是来自于平民考试，他们思想里面有大量的平民化思想，这种社会讲究世俗性、合理性和平民性。唐代以诗赋取士，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家越来越多。古文运动也使得古代的思想，通过平民化的方式得到了复兴。诗歌、小说也越来越通俗化、平民化。“宋明理学”就强调干什么事情都要合情合理，要讲道理，在此之前只讲礼、讲等级。

中国人有强烈的时代意识。中国人讲的复古，是把古代的意义，变成现代的意义，就是创新与发展。复兴的是意义，而不是形式。古人对古典文学的遗产十分推崇，对文学艺术的创新成果也很赞许。明代文人王思任说“一代之言，皆一代之精神所出”，清代焦循说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，王国维所提升为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，时代意识是我们在阅读中国文学时，要特别关注的一个视角。

（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；

整理人：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 顾咏梅）